今天，浙江正式挥别最后一座煤矿—长广煤矿！ 长兴人的记忆，再也回不去了

特邀记者

1月29日上午9点20分，牛头山矿区交接签约仪式在安徽省广德市举行，浙江正式挥别最后一座煤矿。

                交接签约仪式现场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与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署的《关于长广集团整体撤出牛头山矿区并移交资产及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框架协议》要求，会上广德市人民政府分别与长兴县人民政府、浙江长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资产及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移交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自2019年12月1日零时起，广德市依法全面履行浙江长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牛头山矿区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及司法管辖等职能，长兴县人民政府、浙江长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再履行前述职能。2019年11月30日24时前发生的各类行政、民事、刑事司法案件，仍由长兴县相应机关办理。对社会管理、案件管辖、公共服务等职能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据初步统计，交接矿区地面建筑物达33万余平方米，土地面积5400亩。


              记者　倪雁强　摄据悉，牛头山矿区又名长广煤矿，位于广德县与长兴县交界处，下辖大部分区域属于安徽省。因历史原因，其煤矿归由浙江省统一开采。1958年8月，长广煤矿诞生，形成了“地面安徽管，地下浙江挖”的独特局面。上世纪80年代，长广煤矿进入生产辉煌期，产煤量超过100万吨，占当时浙江总耗煤量的三分之一。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煤矿资源的枯竭和经济结构转型，长广煤矿的矿井逐步进入关停程序。2013年8月，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的要求，长广煤矿七号矿井宣布关闭，意味着浙江彻底结束了产煤的历史。
再见，浙江最后一座煤矿
     站在牛头山火车站的旧址前，58岁的邵根喜背着双手，沉默地看着四条铁轨之外那座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高大煤仓。曾被称为“十里矿区”的长广煤矿（又名牛头山矿区），如今除了这座老煤仓，已经很难找到昔日工矿重镇的辉煌印记。


长广废弃的运煤车站（王利摄）
　　1957年浙江省委决定恢复长兴煤矿，发展煤炭生产，以缓解浙江煤炭供应紧张的局面。最初筹建处设于杭州，就在城南的梅花碑，1958年，浙江长广煤矿公司成立，办公地点才随之正式搬到矿区里。高峰期，长广煤矿每年的产煤量占当时浙江总耗煤量的三分之一。
　　这个月的26日，是已闭矿6年、被称为“浙江最后一座煤矿”的牛头山矿区正式移交安徽广德管理的最后期限，矿区内最后的247户居民也将全部搬迁至我省长兴县煤山镇生活，这意味着，长广煤矿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长广矿区分局（徐鹏摄）

　　从小在矿区长大，又在长广煤矿工作了一辈子的邵根喜就负责搬迁的保障和善后工作，他看起来很平静，只是路过原来的办公旧址时会突然提高话音，与旧同事吃饭时总念叨着要去看看早已退休多年的老领导。几乎与煤矿同龄的人，内心的百味杂陈早已不在脸上。


60年前，第一批职工是“全国统招”
　　据《长广煤矿志》记载，因矿区地处浙江长兴和安徽广德交界，故各取头一字称“长广煤矿”，曾使用代号“588煤矿公司”，是浙江省三大国有企业之一。有数据显示，1987年长广矿区户籍在矿的常住人口为36493人。而在长广老职工口中，这还不是最高数字，峰值时期长广有职工1.8万人左右，算上职工家属、子女等应超过5万人。这已经远超当时一个普通镇级标准的人口规模了。


长广的房子（王利摄）
　　今年76岁的陈宏昌是长兴水口乡人，1967年5月进入长广，是长广煤矿第三批招收的工人之一。“当年一共招了三四千人，其中我们乡就招了100个人。”陈宏昌做了9年的井下工，回忆刚进长广的日子，他说，印象中一直在搬家，“刚开始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的是茅草房，一间房上下铺一共住8个人。三四年后搬家，条件好些了，头上有瓦了，但脚下还是黄泥地。”1970年陈宏昌结婚，分到一间14平方米的瓦房，已经是当时人人羡慕的配置。
　　论起来王忠常的“工龄”更长。“我父亲原来在山东枣庄煤矿工作，1958年正在山东泰安煤炭工业学校进修，作为技术工人被调到长广。”那一年王忠常9岁，一家九口搬到了长广。父亲在一矿工作，他就在课余跑到二矿跟着大人“敲石头”：“那时候没有粉碎机，打碎石全靠人工。”


长广的标志性建筑（徐鹏摄）
　　1958年9月29日，长广正规设计的第一对矿井——牛头山三号井破土动工，最初只有4名技术人员和62名新老工人，没有机械设备，没有电，就用铁锤、扁担和土筐一类的简单工具投入建设，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就移交生产。至1959年底，生产了原煤2万余吨。
　　长广创建后的第一年年底，矿区职工迅速增加到3000余人。其中有不少是像王忠常父亲那样，拖儿带女、举家搬迁来的。长广的发展也充满着那段历史时期的印记。“当时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所以要大规模扩大生产。”曾担任长广集团党委副书记的汪旭玉说，当时长广的职工来自全国各地，各个省市区的基本上都有。


矿区的工人文化宫，是每个长广子弟心中的乐园（项飞摄）
牛头山到杭州有直达火车
　　邵根喜带着我们去看牛头山的老站台，那条曾见证了长广煤矿光荣岁月的铁路线早已停运，铁轨被肆意生长的草木遮蔽了大半，原本平整的地面满是大坑，一脚下去积水没过脚面。
　　“靠近站台的两条铁轨是客运线，靠近那边煤仓的是货运线。”站在原牛头山火车站的站台上，邵根喜指着铁轨说，“我老家在江山，回老家时我就坐火车到杭州，再从杭州转车去江山。牛头山的发车时间是早上6点多，杭州城站的发车时间在下午，单程大概5个小时。货运列车则在牛头山和杭州艮山门货运站之间运营。”


从牛头山开往杭州的铁路（项飞摄）
      当时的牛头山有多热闹？“那时候牛头山被称为‘小香港’。”虽然也有老工人回忆说，当时的牛头山就是“小上海”，但邵根喜坚持说应该是“小香港”。“我们这里服装市场起步早，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到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批发服装，再乘火车回来，当时长兴人都要赶到牛头山来买衣服的。”
　　最时髦的衣服在牛头山，最好的资源也在牛头山。邵根喜在长广二中就读。“高中一个年级就有8个班。当时学校的师资力量还是很强的，有不少教师是从北大、清华毕业的。”在邵根喜的印象中，他的数学老师就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在那个初中毕业就算“高学历”的时期，能有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当老师，长广的吸引力由此可见。
　　上世纪80年代，是长广最好的时光，说起那段日子，老职工的话题就刹不住车。有人说，那时候光舞厅就有三四十家；也有人说三四十家夸张了，二三十家差不多，倒是理发店有百来家；有人说，那时候天天都有电影看，为了一张《少林寺》的电影票真是抢破头；还有人说，那时候姑娘们最好的归宿就是找个长广小伙……


空置的车间和剧组来厂区拍摄时张贴的海报（项飞摄）

　　长广电影院的外墙上，至今还贴着三张足有一人多高的电影海报，尽管海报早已褪得只剩一片灰白色，只能依稀分辨出《庐山恋》《吉鸿昌》的名字。
最后一口矿井6年前关闭
　　张永春在原广兴矿职工宿舍门口碰到了熟人，说起几天前各自送孩子去杭州读大学的事情。他们曾经是同事，他们的孩子以前是同学，现在又同在杭州读大学。在长广，碰来碰去都是这样的关系：老同事、老邻居、老同学。
　　他有些意外，老同事还住在老宿舍。“马上也要搬了，最多十来天吧。”9月26日前，矿区剩余的247户居民将全部搬迁到长兴煤山镇，张永春的老同事算是最晚一批。


矿区职工搬迁后，留下了很多无法带走的东西（项飞摄）
　　“都走了啊！”张永春忍不住有些感慨，又说煤山镇也很好的，“镇上还建了个长广煤矿工业文化博览馆。”他建议我们有时间可以去看看那座博览馆，因为以前牛头山火车站的小火车就陈列在那里，“很好看的”。
　　从张永春有记忆起，他就在长广。1937年，他的爷爷逃荒到长兴在煤山狮子山脚下的一个小煤窑里挖煤，那时候还没有长广煤矿；到1958年，他的父亲又成了长广煤矿的第一批建设者，采了30年煤；1981年，他“子承父业”成了长广第二代矿工。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一家三代矿工的经历。“但别人不相信，说我写得太煽情。”对此张永春一直耿耿于怀，他不能接受“一点水分都没有的”真实描述，在外人看来只是艺术加工。这样的话，张永春能跟邵根喜说说，他们同一年进的长广煤矿，又都是一家两代、三代人都扎根矿区。


废弃的房屋爬满藤蔓植物（徐鹏摄）
　　邵根喜的父亲曾经是矿区的一名井长。“当年父亲负责建房子，现在我负责拆房子。”邵根喜现在是长广综服中心党委副书记，负责牛头山矿区的拆迁、安置工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长广煤矿的矿井逐步关闭，父亲建起来的井架，又在他的见证下拆除。2013年，长广煤矿七号矿井宣布关闭，这也是浙江省最后一口煤矿矿井。　　我们去看了张永春说的那辆小火车，就陈列在博览馆门口，以前运煤、运客的车厢被翻新、改造成了茶吧。下雨天，并没有客人。只是对张永春他们来说，这并不重要，只要老煤仓、小火车还在，那段曾经的青春岁月就显得不那么遥远。


矿区搬迁后，空房间留下的婚纱照（项飞摄）
　　即使长广老矿区里那些标志性生产建筑早已拆得七七八八，仍然时不时有退休多年的老职工从全国各地赶来，到矿区里转转，每一处破败的门墙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长广煤矿最美的时光，早已定格在他们的记忆里。